该项目以三个城市为研究案例 — 里约热内卢、广州和约翰内斯堡。

巴西里约热内卢

单一文化对环境造成恶化引起的争议促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把合符伦理的食品供应系统体制化（Ariztia et al., 2013）。合作社和团结社会的运动深深地融入社会，国家利用其采购力支持家庭式农场和有机生产（Kleine & Brightwell, 2015）。得到民间社会支持的前任改革派左翼政府推行的伦理政策受到经济衰退和政局不稳的影响。

利用国家环境和社会标准来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团结得到公众强烈支持（共同研究员Dorothea Kleine的早前ESRC 研究项目）。合符伦理的消费带起了建立政治公民身份的发展（Alves & Pereira, 2015; Barbosa et al., 2014; Nespolo et al., 2016; Portilho, 2010），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共鸣〔（巴西是全球Facebook用户第三大国家） （Statista 2017年4月）〕。然而，证据显示商业机构透过大力投资广告（Portilho, 2005）及对本由国家负责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责任个人化来刺激伦理消费（Mazetti, 2012）; Portilho et al., 2011年; Silva, Araújo, & Santos, 2012年）。

个人伦理消费水平甚高，高达54％的中等收入家庭习惯购买「被推销为合符伦理规范的产品」（Akatu, 2012）。因此，伦理消费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传和打造成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中国广州

国家一直是食品供应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第13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对污染造成食物和环境破坏的影响的关注。市场主导的改革缔造了一个由与国家相关的大型供货商和承包商主导的饮食消费景观，以及一个混合跨国/国家零售商和传统市场的消费市场。中国是主要出口国和第四大有机食品消费国，市场价值于2015年为37亿欧元（Willer & Lernoud, 2016）。现时多个不同规管环境标准以及国家和私营企业的法规有一定的可追溯性（Klein, 2009）。

曾被认为是反现代（Hung, 2013）或被联想起贫穷和落后的传统食品和耕种方式，现在被重新评价为原真和纯粹（Wu, 2014; Park, 2014）。非国家行为者推动政策和集体政治活动的范围有限，但在线平台有各种工具途径，例如可追踪条形码，值得留意的是40％的在线消费者在这在线平台上购买食品（McKinsey, 2015年）。

大众对食品质量的关注影响了食品供应的争论，反映出对标准和非品牌产品以及许多「传统」食品供货商缺乏信任（Yan, 2012）。消费者使用电子媒体来表达懮虑和关注（Sirieix et al., 2011），市场研究同时显示优质品牌消费不断上升（McKinsey, 2016）。

南非约翰内斯堡

种族隔离后农业企业着重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食品价格上涨使政府优先考虑粮食安全问题。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的新兴联盟在消费者运动中明显活跃（例如南非的Proudly促进当地采购和经济投资、公平劳工行为和环境标准）。

大幅扩大的黑人中产阶层（Udjo, 2008; Visagie, 2013a; b）打开新兴的伦理市场（Hughes et al, 2015）。食品价格和可负担性为之重要（McEwan et al., 2015），但消费者偏好随着健康和环境意识增强而改变，继而对可持续饮食的需求增加，各大零售商因而销售更多有机农产品。

中产阶层的地位和形象随着阶层扩大而得以提升（Kaus, 2013）, 伦理饮食消费从而与质素追求连结在一起。公民社会组织创新和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科技和网络行为者动员伦理饮食消费者〔例如「可持续海产倡议」使用行动装置应用程序招募消费者对主流零售商和餐馆施加压力（Hughes et al., 2015）〕。